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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合同法与竞争法: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发布时间:2018-03-27 来源:竞争政策研究

 王传辉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摘要: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阐述产权、合同与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应的法律制度,即物权法、合同法和竞争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论文指出:产权是市场活动的基础,不仅是交易的起点,也决定了竞争的范围和方式,相应的法律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以合同为特征的合作性交易则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合同法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性法律。而竞争法约束了竞争行为,不仅保障了产权,也通过保障竞争之有效性来促进有效交易的达成,是市场经济的保障性法律。

关键词:物权法;合同法;竞争法;新制度经济学

竞争法是经济宪法吗?在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普遍将竞争法视为经济宪法,以表述其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常见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因此有关竞争的法律,即竞争法,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即经济宪法了。1在对现代反垄断法之发展最具影响的美国,反垄断法被誉为“自由企业之大宪章(Magna Carta)”,2 意指该法对市场中企业自由竞争之维护的重要性。

很显然,竞争法之重要地位决定于竞争之于市场经济的地位。3 但是,如果竞争不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或核心呢?或者,如果有比竞争更为重要的或者更为基础性的因素来决定和体现市场经济呢?是不是这个结论就会改变?

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市场经济所涉之产权、交易和竞争进行分析,指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起点和基础,因此相应的代表性法律,即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的宪法。而交易和竞争,则为在产权基础上衍生的两类市场活动,相应的代表性法律为合同法和竞争法。其中,合同是主要的交易形态,合同法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性法律;而竞争则是对交易进行限制而保障产权权利和市场经济的自运行,因此竞争法是保障性法律。

一、物权法: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

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形态。市民社会对应的社会形态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中,身份决定人的权利。4 人的身份不同,权利也不同。在奴隶制社会中,有权利的人,即奴隶主,不仅占有和支配着社会财富,还支配着无权利的人,即奴隶。而在封建社会中,权利多的人,即封建贵族,则占有和支配着社会的主要财富;而权利少的人,如农奴或农民,则可支配的资源有限。人因身份被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等级权利不同,因而社会资源不是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自由流动,而是在受到身份限定的范围内有限制地流动。因此资源配置并不总是随着经济活动配置到最有效率的人那里,整个社会的经济也呈现出无效率或低级效率的状态。而在市民社会,则以意思自治来破除身份的限定,即为契约社会。5 破除身份烙印后的个人,在权利享有的资格上一律平等,不再因身份而有不同。而权利的实现,则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包括预测、判断、行动、合作等诸多方面的能力,而权利所支配的资源也随个人能力的发挥进行流动,配置到相对有效率的产出者那里去,整个社会的经济也因身份的破除演变到高效率的状态。6

人可支配的资源,从广义上讲包括人身、物(或狭义的通常意义上的资源)和智力创造,由此相对应的三类法律权利为:人身权、物权和知识产权。其中有经济意义的为物权和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由于其权利客体与传统物权之客体相比有特殊性,因此权利设定和具体保护方式上相比传统物权有所差异,但究其具有经济价值的本质而言,都属经济资源。而知识产权法,也不过是在传统物权法基础上的发展,两者并非背道而驰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以通常意义上的资源“物”及其对应的法律“物权法”为代表来进行分析。7

新制度经济学将人对物的权利称为产权。产权指人对物的支配权利,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种理解类似于法律上对于所有权的解释。所有权之内容是可以分割的,产权也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权利,可以是一部分权利,也可以是一束权利(Bundle of Rights)。不同的是两个名词背后的分析思路对于所有权,分析思路是先以所有权来确定一个静态的人对物的完整权利,然后延伸分析对该完整权利的限制,即分化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而产权则不关注权利的完整与否或理论上的初始完整状态,也不关注名义上的所有状态,而是直接分析人对物的权利内容和实际支配状态,以及由物而产生的权利安排结构。所以,经济学上的产权概念更适合分析物的权利设定和变动以及相应的对于效率结果的影响。

产权分析的要义有三。首先是重“权”不重“物”。与传统经济学着重于对作为生产要素之实物的观察和法律从客体(物)的角度出发来分析物权不同,产权理论认为经济活动,不是有关物的交易和争夺,确切地讲,而是关乎物之权利。正如科斯所指出的:“(生产要素)通常被认为是商人所获得和使用的实体物(比如一亩地或一吨化肥),而非实际进行某些活动的权利。我们会讲某人拥有和使用某块土地,该土地是生产要素。但实际上该土地所有者拥有的是行某些特定活动的权利。”9 其次是重“清晰”而不重“所有”。名义上的所有性质或所有形式不是分析重点,而产权界定的清晰性才有意义。清晰是指行使权利主体的清晰性、权利内容的清晰性以及权利边界的清晰性。界定清晰的权利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效率。三是重“更好”而非“最好”。如果人是理性的,而且交易没有任何成本,有关产权的制度安排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理性的人总能因为交易毫无成本而最终作出最理想的决策。但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传统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定,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10 并且交易成本无处不在,由此有关产权的界定、交换、实施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才有意义。通过产权制度安排的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介于理想状态下的“最好”和无制度安排状态下的“较差”,是“更好”的或“较好”的效率目标。11

由此可以得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交换的是彼此所拥有的权利。该权利的界定应当是清晰的,并且在制度安排的协助下尽量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可达到较有效率的结果。而这一分析可进而得出产权(或法律上相对应的“物权”)和相应法律制度(物权法)的重要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或物权。从本质上讲,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是权利而非权利所指向的物。同样的物,可能因为附着的权利不同,价值也不同。比如同样是一栋房屋交给他人占有和使用,根据其交易的权利内容之不同,价格也不同。如果转让的是完整干净的所有权,则价格最高;如果该所有权有抵押,则价格可降低;如果只是转让部分权利,如租赁,则价格还低。由此进行交易的物的价值实际上是取决于物所附着的权利的内容。

其次,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或者“经济宪法”是有关产权的法律,代表性法律为物权法。有关权利的制度安排可以是私人之间进行的,如协商;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如立法和司法。通过法律来安排产权是最有意义的制度安排,因为法律作为制度安排,相比私人的自助行为或协商行为,可以为权利的行使和价值的实现提供最有力的保障。罗素观察了19 世纪50 年代在美国的淘金热,指出:虽然一个挖金者已经占有他获得的黄金,但还说不上他有经济权利。“因为他有被人抢劫和被人暗杀的危险。在十足的无政府状态下所有的人互相斗争,除了神枪手能够开枪防御每一个来犯者外,黄金对谁也没有用”。12 由此,经由物权法律对权利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才可以维护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即有关物的权利。可以说,没有物权法律,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有效率交易。物权法,相比于竞争法,是更为重要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指出:在现代社会,法律保障了财产权利,是私有企业的前提。13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应当明晰,所有性质不是重点。那么,物的公共所有和私人所有这一传统法律上的分类是不是就没有研究的意义了?并非如此。传统经济学认为保障私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结论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分析思路有所拓展。首先,重产权的“清晰”而非“所有性质”,是阐明了分析的起点,并非否定了分析所有性质的意义。对于物,可以是所有人的公有,即任何人都可用之;可以是有代表机构的公有,即以集体或国家代表机构来代表集体或国家成员所有和控制;也可以是私人所有,包括个人所有和个人形成的组织所有。相比较而言,所有人的公有是最不清晰的产权界定,因为任何人都可用之而不负担其行为的成本,最终会形成公地的悲剧。14 有代表机构的公有,其产权仍是不清晰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所有的人无成本地使用资源,但其利用资源的有效性取决于代表机构成员的理性决策和集体利益本位,以及收益分配的公平,这往往很难做到,因为资源的控制和使用机构的产生不是经过能衡量人的能力的市场交易活动,而是经过民主的或非民主的选拔途径。私人所有,相比于前两种所有形态,则更为清晰,即权利人的权利行使和成本负担(风险负担)都很清晰。其次,虽然一般来说,私人产权相比公有产权更为清晰,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物的权利设定可能是非私人产权形态或者混合形态更为有效,比如对于铁路网络等基础设施性质的物,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可采公共建设和运营的产权形态。但是,即使是如此,也应在制度安排上注意该公共产权安排的清晰性,才能保障其结果的有效性。

二、合同法:市场经济的核心性法律

孕育出市场经济的市民社会也被称为契约社会。契约或合同,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但在社会演进层面,则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观。与身份社会相比,契约社会反对先天身份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之不可自决之状态,强调人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意思自治,即以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来决定自己权利的行使与去向,当然也应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后果。现代合同法以体现意思自治的契约自由为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自由意愿表达和自主决定,而由此形成的合同也获公权力的支持,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达成有效的合同,则产生约束彼此的权利义务,而市场经济也应以自治为基本特征,国家干预为辅助。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合作或非合作的。合作,主要体现为合同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形态,因为人构成的社会就是合作的产物。非合作形态则非常态,而且一般是通向合作的路径,主要以非合作来拒绝交易对象并筛选最适合的交易对象,表现为竞争行为。合作的达成,则为合同的成立。由此,市场经济的主要活动的确是以合作为目的的交易,合同是主要交易形态,契约自治应成为主导市场经济的主要决定力量。而相应的合同法则应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性法律,也应体现该自治的合同精神。

新制度经济学将合同视为合作,但相比传统的经济学和法律,对合同的分析则更为细致和全面。对合同的传统理解一般认为合同是一个又一个的各自孤立的瞬时性的交易,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合同除了瞬时性交易,还有关系性合同,从而将对合同的理解引入一个新阶段。

关系合同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完全合同的假定。所谓完全合同(Complete Contract),是指交易的当事人事前对有关交易的权利义务或主要内容进行细致和完全的约定。因此,该合同的主要风险是事后的不履行或履行不当导致的违约风险,但这可以由国家法律实施机制予以纠正。完全合同可描述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瞬时合同,该合同是分散订立的,每一个合同都有独立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做观察。比如A 向B 出售一批零件。双方约定好价格、数量、交货付款等事宜即可。当然,需要该零件的不只B 一个,但为什么A 选了B 呢,因为B 的出价是同类竞争者中最好的,因此在竞争中胜出。而接下来A 和B 按照合同规定履行即可,因为约定已经很清楚。违约风险,可由法院的强制实施机制来进行抑制。由此可见,以瞬时合同为代表的完全合同有四个假定或特征:一是孤立分析,即在某个时间点来观察合同,该交易是单次性的;二是市场选择,即市场竞争机制可以筛选出最理想的交易对象;三是理性预测,即当事人可以理性地预测和决定未来的交易,从而可以事前订立好合同条款;四是国家保障,即国家权力的保障机制是有效的。但是关系合同理论则突破了完全合同的上述假定,提出了关系合同的四个特征:一是关系分析,即合同不只是在某个时间点的交易,也不只是单次交易,有的时候是当事人之间长期的关系或者一连串重复性交易的组合;二是市场选择的不充分,市场竞争未必能提供最合适的交易对象;三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因此当事人不能完全理性地预测和决定,合同内容因此也可能是不完全的,而会留出缺口;四是国家保障的不充分性。司法机制并不一定完全有效,因为律师和法官等也存在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问题。因此,当事人需要自己进行安排以避免司法保护不充分的风险。

关系合同理论的提出,使得我们对合同的理解由单一到全面,由简单到复杂。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或合同由此也可以分为两类进行观察:一类是不重视长期关系的离散和孤立的瞬时性合同,还有一类则是当事人重在发展长期关系的关系性合同。如果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是长期重复性地进行,并且交易中的投资具有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特点,则长期的关系性合同成为当事人的选择。15 比如A 向B 出售零件,该交易是长期时间内要重复进行的,比如不断地供货,而且有专用投资的特点,比如该零件是针对B 的特殊需求而定做的。其实C 的出价比B 高,但A 仍愿意与B 建立持续出售的关系合同。原因是在于由于该交易的投资具有专用性,即如果购买者违约,该零件在市场上很难出售给别人,因此该专用性投资有沉没或折损的风险。此时,A 之所以选择了出价比C 低的B,是因为更加相信B,从长期关系来看,B 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成本小于C。如果B 的出价是“+5”,机会主义成本是“-1”;而C 的出价是“+6”,机会主义成本是“-3”;则B 是更好的选择。这里的机会主义成本包括两种:一是套牢(Hold Up),即对专用性投资的依赖性;二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主要为信息的不对称所导致。如果国家司法实施完全有效,则机会主义可以被克服。但现实是司法实施并不有效,因此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安排或协商来建立相对更为有效的实施机制。从争端解决发展的历史来看,仲裁的出现是体现交易当事人的自治安排,是对不完全有效的司法体制的补充。另外,通过约定来建立担保或保障性质的制度安排,比如抵押、质押等担保性的安排。在这里,机会主义成本以及司法实施的不有效,都是交易成本的体现。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对于解释合同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两个方面的启示。首先,合同法一直被认为是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基础,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市场自主交易活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并没有否定这一点,但分析思路有所发展。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司法保障是有效的,因此理性的人的自主决定应受尊重,因为这可以导致有效率的结果。但是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关系合同理论的引入,阐明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合同可能是不完全的,当事人选择关系合同实际上是对上述约束的克服,而自我实施安排也是对司法实施不足的补充。虽然理性有限、司法效用有限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等交易成本使得最有效率的理想结果不能达到,但是交易当事人的关系合同安排和自我实施安排实际上是在自身和社会制度约束下想达到相对有效的结果,应当予以尊重。其次,有关合同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家合同立法和实施以及当事人自我安排两个层次。如果国家层面的安排有效性不足,则应允许当事人通过自我安排予以弥补,从而加深了对合同法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解。

三、竞争法:市场经济的保障性法律

社会以合作为基本活动形态。但在市场经济中,并非所有的合作行为都受到法律允许。竞争法对于竞争行为的约束,实质上是划定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的界限,其主要立场是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应有约束或乃至禁止。16 其实,限制竞争者之间合作,是通过竞争者之间的不合作而形成的竞争,来达到发现和筛选出最有效率之交易的合作者的目的。因此,哈耶克称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17

由此,竞争作为不合作行为,与体现合作的合同性交易并不矛盾。尊重自主意愿的合作或者合同的达成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活动,而竞争则是保障有效或更为有效之合作的达成,而这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竞争法所保障的竞争自由,其实是站在社会正义的立场,对个体自主意愿决定的约束。由此竞争自由被纳入公共秩序范畴,成为评价合同有效性的尺度,是对合同自由的约束。

竞争法主要约束一体化、卡特尔、优势地位的滥用等三类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一体化是最紧密形态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合并、兼并、收购等。可以是有竞争关系的竞争者之间的结合,其结果是竞争者的减少;也可以是上下游之间合作者的结合,则有增强竞争力量之嫌。卡特尔是非一体化的竞争者之间的行为协调,即竞争者之间在价格、顾客、市场划分上达成协议,减少甚至消除竞争。而滥用优势地位则是利用过强的市场力量来达成交易。一体化改变竞争者数目或竞争者力量对比,即改变了市场竞争结构,约束有效竞争从而使更为有效的合作的筛选无法实现;卡特尔则限制了竞争者之间的竞争,是最直接最明显地影响有效筛选的反竞争行为。而滥用优势地位则因为市场力量少受竞争约束,带有强迫交易之嫌。总而言之,由于市场竞争受上述三类行为约束而不充分,因此有可能无法筛选出更为有效的合作对象或交易,需要竞争法的介入来破除上述行为的限制,使竞争继续发挥有效筛选合作对象或交易的作用。

竞争法保障竞争的有效性,而竞争的有效性是为社会合作之有效性服务的,因此竞争法并非市场经济的核心法律,只是为了实现市场经济有效合作目的的保障性法律。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继续扩展了竞争法的保障作用。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产权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明晰和保障产权的重要性,而交易成本理论则解释了当事人自主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前文的分析指出了竞争对于有效筛选合作对象和交易的作用,更深层的分析是竞争法也有对产权的保障作用。竞争法虽然立足于社会公共秩序,但制止过强力量控制市场或者竞争实际上是对中小力量的产权权利人权利行使的保障,为其利用权利和交易权利以求生存和发展予以庇护,留出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弱肉强食式的竞争只是自然法则,而以产权保障和有效合作为目的的有限制的竞争则是社会法则。从另一角度来看,产权的明确和保护除了是交易的基础和开始,也是为了消灭对经济资源控制的毁灭性竞争。阿尔钦指出:“完善明确和完善保护的产权是用和平手段的竞争来取代暴力性质的竞争。私人产权的程度和范围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对资源控制之竞争的方式”。18 由此可见,产权不仅是交易的基础,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竞争以及竞争的方式,而竞争则是对产权和合同交易的保障。

要发挥有效保障作用,应当划分出竞争法为与不为的界限。在规范对象上,一般对价格卡特尔这一最为直接和明显限制竞争的行为规定本身违法原则,而对一体化和滥用优势地位则适用合理原则,即行为本身并不一定违法,是否违法要分析其对效率的影响或对市场竞争的实质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关系合同的分析则进一步提醒我们,很多关系合同是一体化中的纵向一体化和优势地位滥用中的纵向价格或非价格约束,有其维护专用性投资和制止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的合理性,因此竞争法对之的规范应更加谨慎。

市场经济是市民自主的经济,自主运用权利,自主交易并自主地承担后果。自主选择进行合作,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实现个体之效应的满足,也因个体能力最大程度的释放而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市民能否自主,决定于其对资源的控制权利是否独立和受保障,因此产权是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而确定权利和保护产权的物权法应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立法。市民运用权利自主交易是一个寻求合作的过程,目标的达到即为合同的成立。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形态和目的,因此合同法应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性法律。竞争法对于产权和合同提供了保障机制,扩张了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并以竞争来筛选出有效的合作交易,因此竞争法为市场经济的保障性法律。物权法、合同法和竞争法,共同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

注释:

1. 李昌麒指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的经济法,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自由、公正的竞争性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竞争法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常常被誉为‘经济宪法’。”参见李昌麒:《发展与创新:经济法的方法、路径与视域—简评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贡献(下)》,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4 期,第26 页。

2. United States v. Topco Assocs., Inc., 405 U.S. 596, 610 (1972).

3. 王晓晔指出:“竞争法之所以被视为经济法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市场经济与竞争的关系。”经由竞争之优胜劣汰,可以促市场中资源之优化配置。王晓晔:《论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1 期,第30 页。

4. 身份与等级或阶级不同。梁治平指出:“阶级、阶层的分野乃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在身份社会中,这种分野同时兼有身份的意义。如近代以前的欧洲和中国。不过,与古代中国这种道德、礼仪之邦相比,欧洲的所谓‘等级森严’实在不算什么。”参见梁治平:《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载《读书》1986 年第3 期。

5. 法学界普遍认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演变也是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演变。有关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论述,参见[ 英]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

6. 在身份社会,人们基于固化的身份获取特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樊篱,排斥了意思自治和平等,推崇宿命论而非竞争论,是人治而非法治。参见邱本、董进宇、郑成良:《从身份到契约—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5 卷,第96-102 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7. 经济学将“物”理解为有效用的东西,而效用则是指该物对人的需求的满足。由此定义,物实际上是指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包括传统的物权法上的物和智力创造。

8. 新制度经济学上的产权着重于人对资源(包括产品和服务)直接消费或间接通过交换来消费的能力。See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 1997.

9. See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10.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的提出人是美国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 西蒙。

11. 产权理论之内容与美国“权利束”之法律含义有趋同。权利束不仅仅指一组权利,还界定权利束与其它权利之对应,进而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通过清晰界定产权而边界化人的支配范围。See Denise R. Johnsont, Reflections on the Bundle of Rights, 32 Vt. L. Rev. 247 (2007), at 247, 251-252.

12. [ 英] 伯特兰• 罗素:《权力论》,吴有三译,第87-8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

13. 财产权的保障可以使权利人免受强制,是自由决定如何使用和交易的前提。哈耶克认为:“承认私有财产权或是个别的所有权, 因而是防止强制的根本条件, 即令不是唯一条件”。[ 英] 弗雷德里希• 奥古斯特• 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译,第19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14. See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5. 威廉姆森区分了四种情况的专用性投资:地点的专用性 (Site Specificity)、实体资产的专用性( 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人力资产的专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专项性资产(Dedicated Assents)。See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16. 竞争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前者针对违反基本商业道德的竞争行为,后者则是针对限制竞争的垄断性行为。在探讨竞争与合同的关系上,对反垄断法的分析是重点。

17. Friedrich A. Hayek, ed.“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18. See Armen A. Alchia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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