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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FRAND承诺有效性的反垄断途径
发布时间:2019-03-13 来源:《竞争政策研究》

  

A道格拉斯梅拉梅德 著/斯坦福法学院法律实务教授

卡尔夏皮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全美商业战略教授

苏华 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近年来,标准制定、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主张与合理许可条款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广受关注。本文指出,对于标准组织为阻止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实施专利劫持行为而制定的规则而言,反垄断法能够确保其有效实施,但反垄断的这一角色未引起充分重视。根据反垄断法基本原则,公司之间在合作实施具有效率效果的行为时,如标准制定活动等,如果导致了对实现效率目标不必要的竞争损害,则公司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由于其技术被纳入标准而获取垄断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其使用该等垄断力,则标准组织及其成员均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

 

引语

兼容标准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从Wi-Fi4G无线标准到广泛使用的JPEGMPEG文件格式,兼容标准实现了信息技术突破所产生的各种利益。

过去二十年间,有关标准制定的反垄断执法集中于技术制定过程中专利权人就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简称“SEP”)许可的公平、合理、无歧视(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简称“FRAND”)承诺的解释和实施。美国司法部(DOJ)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2007年发布的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报告中以专章讨论这一问题。[3] 该报告发布10年来,有关FRAND承诺的论战持续至今。

SEP最显著的商业和反垄断问题在于标准推广之后SEP权利人获得的显著市场力量。简言之,如果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SEP权利人将利用标准实施者被标准锁定这一事实,机会主义地实施专利劫持行为。标准建立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ex post opportunism,简称“事后机会主义”)所造成的风险正是利益相关方和标准制定组织(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简称“SSO”)要求参与标准制定的公司作出FRAND承诺的起因。

从实质上看,标准制定过程涉及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并由此引发核心反垄断问题。本文指出,为确保阻止事后机会主义的SSO规则的有效性,反垄断法能够扮演重要角色。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标准制定与竞争过程的背景。第二部分解释了为何需要通过有效的FRAND规则阻止SEP权利人利用标准制定过程所获取的市场力量,驳斥了关于SEP权利人的市场力量和专利劫持行为不过是小题大做的观点。第三部分解释了反垄断法在阻止和补救违反FRAND承诺的反竞争行为以及确保SSO采纳有效的FRAND规则方面的重要角色。笔者特别解释了如果SSO未采纳并有效执行有关规则以阻止SEP权利人利用其事后市场力量,则SSO及其成员均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1[4]的原因,该原因长期以来被各方所忽视。SSO及其成员所面临的《谢尔曼法》第1条的责任与《谢尔曼法》第2条有关单边行为的责任并行不悖。[5]

 

一、标准制定与竞争过程

网络效应是信息技术产业的经济支柱,为兼容标准带来巨大价值。广泛使用的标准包括3GPP手机无线宽带标准,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简称“IEEE”802.11标准建立的无线局域网Wi-Fi技术等。[6]

SSO为数众多,其规则和程序各异。除IEEE之外,领先的SSO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ISO”)、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简称“ITU”)、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简称“ETSI”)、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简称“IETF”)、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简称“W3C”)等。[7] SSO通过由业内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举行系列会议而建立技术标准。这些会议最终投票决定有关技术规范,确定合标产品必须具备的特点。绝大多数SSO对所有从业者开放,寻求以共识为基础的行动,采用某些投票规则。SSO通常不从事专利许可,也不规定许可费在专利权人之间的分配方案。SSO将这些问题留给其成员,有时SSO成员通过建立专利池解决前述问题。[8]

SSO采纳专门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IPR”)政策。[9] SSOIPR政策通常旨在确保SEP权利人获得合理的专利许可费,同时避免SEP权利人在产业参与者采纳标准之后索取过高许可费。当相关标准被推广之后,标准实施人会发现不使用标准专利将付出高昂代价。因此,绝大多数SSO要求SEP权利人根据FRAND条款许可其SEP[10]

由于SEP权利人和实施人之间的谈判通常发生在实施人已使用并侵犯SEP权利人的专利之后,FRAND政策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信息和通信技术标准通常涉及成百上千的SEP,包括很多对于判断侵权而言界限不清晰的SEP。此外,在专利实施和专利批准之间存在时间差。前述各种原因导致实施人在标准建立之前和侵权行为发生之前,与所有SEP权利人谈判并获得许可是不现实的。[11]

专利谈判仅发生在实施人已使用并侵犯有关专利技术之后,这一事实具有若干关键含义。第一,在谈判时,实施人已被有关标准和标准技术锁定。在锁定之后转换使用替代性标准或技术的成本大大高于在锁定之前,即专利技术纳入标准之前,在替代性技术之间作出选择的成本。被标准锁定之后,SEP权利人不再为其技术纳入标准而竞争,也不用为实施人选用其技术而竞争。相反,由于SEP权利人拥有实施该标准的必要技术,技术实施人别无选择,只能使用该专利技术。如果该标准在商业上很成功,实施人将愿意为SEP支付远高于事前愿意支付的费用,因为在专利被纳入标准之前,该等技术面临其他技术的竞争。基于前述情形,可以说SEP权利人在实施有关标准所需的专利许可市场上获取了垄断力量。[12]

第二,由于锁定效应和实施人的持续侵权,许可谈判中潜在诉讼的可能性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双方就如何和解其专利侵权诉讼而开展谈判,对于谈判失败后法院将如何裁决其纠纷的预期显著影响该等谈判过程。当公司因其独立研发的产品或过失侵权行为而面临侵权诉讼时,前述情形也经常出现,因而并非SEP所独有。为应对该等情形,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有权获得“合理许可费”。“合理许可费”被界定为如果在锁定效应和侵权发生之前开展谈判,双方能够协商达成的费用。[13] 假定的事前许可费反映了专利许可的市场价值。尽管存在前述法律原则,在实务中,如果在锁定实施人之后启动诉讼,专利权人通常能够索取高于专利事前价值的费用。也就是说,在锁定效应和诉讼压力之下的谈判倾向于导致高于专利事前价值或专利市场价值的许可费。[14]

第三,由于通讯产品通常使用为数众多的专利技术,诉讼压力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导致的问题尤为突出。对通讯产品而言,法院禁令意味着实施人不仅被剥夺了涉诉专利的价值,其产品的整体价值同时被剥夺。[15] 被迫承担禁令风险的实施人因而倾向于接受比仅考虑争议专利技术的价值而得出的合理费率更高的许可费。如果将事前许可费作为参照物,可以发现前述情形下形成的更高许可费为SEP权利人系统地提供了过度补偿。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关于机会主义的论述可用来解读上述锁定效应和事后交易的情形。[16] 联邦巡回法院也认识到技术标准中的专利及相应的SEP劫持行为所导致的市场扭曲问题。[17]

简言之,种种原因使得SEP权利人拥有事后垄断力,如果该等力量不受制衡,将使得SEP权利人获得远高于在竞争性市场上能获得的许可费。[18] 为应对这一普遍性问题并限制SEP权利人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SSO通常要求拥有SEP的成员作出FRAND承诺。FRAND要求SEP权利人作出按“公平与合理”条款许可的承诺,旨在阻止SEP权利人垄断定价、或至少降低该等垄断定价的程度。而FRAND要求按“非歧视性”条款许可的承诺,能够阻止SEP权利人通过选择性许可攫取垄断溢价;更为重要的是,非歧视性承诺阻止SEP权利人通过仅许可极少数实施人、或以差别性有利条款选择性许可而将其在受FRAND承诺约束的市场上的垄断力传导至合标产品市场。

 

二、有效FRAND承诺的必要性

为阻止垄断定价导致财富从实施人和客户向SEP权利人转移,制衡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19] 然而,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尚待解决。

(一)基本经济原则

基本经济原则显示,SEP权利人的事后垄断定价提高了合标产品的成本,因而损害消费者。事后垄断定价还从以下三个方面导致净福利损失。首先,合标产品成本提高导致产出减少。第二,更重要的是超竞争水平定价提高了SEP技术后续发明的成本。这一成本等同于向后续创新抽税,减少创新,因而损害专利法旨在推进的创新过程。第三,SEP权利人事后垄断定价的前景增强了获取可能成为SEP的专利的动机,因而促使公司使出各种手段将其专利技术纳入产业标准。这一动机进而导致标准制定过程的延迟,引发昂贵的寻租行为,将寻求最佳技术解决方案的标准制定过程扭曲为寻租者的逐利行为。

上述问题并未被利益相关方全面认识和接受。事实上,是否值得为阻止SEP权利人事后机会主义而努力的激烈讨论已持续20余年。反对者认为更大的风险来自于阻碍获取SEP的金钱价值,因而打击SEP权利人和期待成为SEP权利人的创新。

笔者认为支持本文观点的人迄今握有更强的论据。首先,事后机会主义的风险真实存在。一系列合理原因使得实施通常先于专利纠纷的解决。而如果专利问题解决之后才能实施专利技术,这一要求将延迟商业化进程和创新过程。因此,在许可费问题解决之前,实施人通常早已被权利人所主张的技术锁定。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最佳地阻止机会主义行为,而非是否存在机会主义的危险。

如果不能有力执行有效的FRAND承诺或合适的替代性方案,SEP权利人将利用锁定效应行使其显著的事后市场力量,收取远高于专利技术事前价值的许可费,将非SEPSEP捆绑许可,以及采取下文讨论的其他手段。[20] 经济学理论预期SEP权利人将利用其地位,而轶事证据和诉讼案例均显示SEP权利人确实如此行事。[21]

(二)对专利劫持怀疑论者的回应

要求放松或取消对SEP权利人施加限制的呼吁者们提出若干论点。无论从实证还是从理论的角度,这些论点均存在严重瑕疵。

第一,反对严格执行FRAND承诺的人所基于的研究成果声称事后机会主义导致过高许可费的情形无事实根据。[22] 然而,前述研究成果不能证明其有关总许可费成本未阻碍研发或商业化的观点,该等研究的基本瑕疵在于不能提供无机会主义行为时的许可费作为有意义的比较参数而评估被测行为。比如,近年来手机技术迅猛发展这一事实并不能用来证明手机涉及的大量SEP权利人未实施机会主义行为。[23] 而且,前述研究不能证明主张专利的具体实体或个人未收到过度补偿,也不能推翻关于过度补偿导致过度申请专利和其他有损福利的策略的假说。

第二,另一部分人表达了阻止事后机会主义的有效努力将导致对SEP权利人补偿不足的担忧。这些担忧基于错误的前提。首先,专利权人并未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要求作出FRAND承诺。这一承诺是事前市场交易的结果。当专利权人作出该等承诺时,其在许可数量(将技术纳入标准)和单位价格(同意按FRAND费率许可)之间主动作出权衡取舍。如果标准成功推广,则该交易通常是利润丰厚的;如果标准未能成功推广,SEP权利人的境遇并不会由于作出FRAND承诺而变得更糟。

而且,稳健有力执行的FRAND承诺能使SEP权利人收回其技术的事前价值,即实施人被锁定之前专利技术的价值。事前价值反映了实施人在事前交易中将支付给SEP权利人的价格,因此可用来作为SEP市场价值的合适参照。[24] 如下文所述,有效阻止事后机会主义不需要也不应当使SSO成为买方卡特尔、或要求SEP权利人接受低于市场价值的许可费,该等市场价值在无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条件下形成。

第三,反对就阻止事后机会主义行为采取有效措施的某些人士指出,由于为发展专利技术而支付成本,SEP权利人也被锁定了。这些批判者指出,SEP权利人在面对实施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时非常脆弱,实施人利用SEP权利人投入的沉没成本,以期获得低价专利许可。[25] 这一论调基于对市场经济中技术发展和技术许可运作机制的根本性误解,因此存在严重缺陷。

通常情形下,许可仅发生在新技术研发之后,无论该技术是否被纳入标准。[26] 当技术所有人与实施人进行许可谈判时,技术所有人已投入各类研发成本。这在所有产品开发中均是普遍现象。[27] 事实上,技术开发者进行的是投机性投资,因而承担其技术在公允市场交易中不能获取丰厚回报而充分补偿其投资的风险。前述情形对任何投机性投资而言并无差别,无论该等投资的对象是技术、房地产、股票或任何其他领域。无论投资规模大小,在出售资产或许可资产时,投资方能够回收的是该笔资产的市场价值。要求买方确保对投机性投资提供足够回报,这一要求与市场机制背道而驰,并将提供扭曲的、不良的投资激励机制。

虽然权利人关于合理许可SEP作出承诺,实施人的境遇则大不相同。除非关于专利许可的承诺被有力界定和执行,当面临超竞争的、基于合标产品整体售价而非专利技术价值的许可费诉求时,实施人是非常脆弱的。在谈判时,实施人已被其对专利技术的投资以及对侵权产品其他部件的投资而锁定。因此,实施人在面对该等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时的境遇与技术开发者面临的投资风险显著不同。

无论如何,反垄断法有充分理由禁止企业在引入新产品或新技术时实施反竞争行为,理由是否则其将无法为研发投入的沉没成本获得足够补偿。[28] 这种自利行为在SEP许可中显得尤为不当,因为允许SEP权利人行使机会主义行为将损害所有实施人,包括那些愿意支付专利事前价值的实施人。允许SEP权利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将阻碍创新,阻碍实施人采用新技术,而实施人本身往往正是重要的创新者。

第四,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反对者提出了所谓的实施人“专利反向劫持”问题,即,某些实施人非善意、非诚信地进行专利许可交易,并指出该问题较之“专利劫持”更为严重。[29] 对此论调,笔者并未找到事实根据。此外,如果实施人侵犯有效专利,根据专利法该实施人将被要求至少支付合理许可费,并有可能面临三倍损害赔偿。[30]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实施人是否更愿意不付许可费,而是专利侵权案件是否需要采取与其他案件不同的特别规则,以应对宁愿诉讼也不愿根据权利人的要约而和解的被诉侵权人。

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负责反垄断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肯德拉希姆(Makan Delrahim)提出了所谓集体反向劫持的新论调。[31] 德拉希姆貌似认为实施人“与SSO一起行动”,为在标准建立之前“设定反竞争的许可条款”。[32] 前述论调对允许SSO停止或限制采纳FRAND承诺并有效执行该承诺不能提供任何根据。

首先,笔者并未获悉现代信息和通信产业出现过“集体反向劫持”的任何实例。德拉希姆本人也未给出任何例证。此外,SSO是产业和竞争者的一种合作形式,建立和推广标准通常促进竞争和效率。这些促进竞争的活动和SSO有关规则,包括FRAND要求,不应被当作赤裸裸的卡特尔行为而加以谴责。相反,对前述活动和规则的评估应基于合理原则。[33]

这并不意味着FRAND承诺任何情形下均不会违反反垄断法。FRAND要求旨在减轻由于SSO的集体行动而导致的事后垄断力。该要求应当约束垄断定价行为,以使得事后许可费接近竞争性的事前许可费。只要FRAND要求并未导致通过市场力量而迫使专利权人接受低许可费,该要求就不应当被视为非法地集体使用买方力量。据笔者所知,没有任何一家SSO要求专利权人接受低于事前价值的许可费;笔者相信有关法律要求和本文所倡导的有效FRAND承诺均不要求专利权人接受低于事前价格的许可费。

德拉希姆指出,SSO任何有关FRAND承诺的努力都有问题,因为“每一次讨价还价能力向新技术实施人集体转移的一致行动均能够破坏创新动机。”[34] 但是过高许可费削弱后续研发动机,导致不利经济后果。专利法旨在限制专利权人有权索取的许可费而非将其最大化。[35] 因此德拉希姆的思路与合理的经济学分析和专利法所基于的政策均不一致。而旨在降低过高许可费的FRAND承诺能够同时促进落实反垄断法和专利法所植根的政策。

德拉希姆还指出,限制专利权人获得禁令的能力损害专利权人的法定权利。而该立场已在eBay v. MercExchange案中被最高法院有理有据地断然反对。[36] 首先,专利法赋予专利权人的仅是“个人财产属性”,包括排他性个人财产权所赋予的任何权利,[37]但并不包含寻求禁令的无限权利。此外,专利法旨在促进创新,而非最大化专利权人的回报;专利侵权救济措施也反映了专利法的这一目的。允许专利权人通过禁令威胁而实施专利劫持行为,将导致许可费超过事前交易价格并因此阻碍创新。

因此,恰当的平衡是鼓励SSO采纳有效政策,阻止事后劫持行为或其他形式的对SEP权利人的过度补偿。同时,对那些在无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形下仍有可能迫使专利权人接受低于其专利市场价值补偿的SSO政策或行动,则应加以禁止。

 

三、反垄断法在确保FRAND承诺有效阻止事后机会主义中的角色

在本文第三部分,笔者解释了合同法和专利法不足以确保FRAND承诺有效阻止事后机会主义的原因。为约束SEP权利人和SSO的反竞争行为,需要反垄断法发挥作用。

合同法和专利法在确保FRAND承诺的有效性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合同法原则可用来确定FRAND费率并确保许可费的支付和收取。合同法也用以执行FRAND承诺中的非歧视性要求,由此阻止SEP权利人对某些实施人实施差别待遇。[38] eBay案之后,专利法对作出FRAND承诺的SEP权利人使用禁令加以制约。根据假设的、在标准制定前的谈判中,[39] 权利人和实施人基于侵权设备中最小可售专利部件(smallest saleable patent-practicing component of the infringing device,以下简称“最小可售单元”)将同意的费率为原则,[40] 专利法也用来确定合理许可费。

然而,经验观察和经济原则均显示,仅依赖合同法和专利法对专利劫持行为加以制约是不够的。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法院判决的专利赔偿和在诉讼压力之下达成的许可均倾向于过度补偿专利权人,即使意图基于专利事前价值而作出判决或达成许可。[41] 尽管eBay案限制了SEP侵权案件中禁令的可获得性,但对于SEP权利人与侵权人的许可谈判而言,该案并未排除禁令的可能性所赋予SEP权利人讨价还价的交易砝码。[42]

一些学者建议,如果实施人拒绝SEP权利人的要约,而该要约随后被认定符合FRNAD,则法院应给予SEP权利人禁令救济。[43] 然而,这一建议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不能消除实施人必须接受权利人要约的压力,即使其认为要约不符合FRAND,实施人对法院随后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而致其于专利劫持的境遇将心存忧虑。换言之,该建议使得SEP权利人可以对实施人施压,促使其接受要约,即使实施人认为权利人所主张的SEP无效或并未被侵权。这一压力预期导致相对于SEP事前价值更为苛刻的和解条款。[44] 因此,恰当的途径应当是仅当FRAND费率确定之后但实施人拒绝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SEP权利人才能寻求禁令救济。[45]

(一)SEP权利人的反竞争行为

法院已认识到在某些情形下可基于《谢尔曼法》第2条对SEP权利人提起反垄断诉讼。[46] 比如,某权利人引导SSO将其技术纳入标准,作出FRAND承诺却不愿履行该承诺,该权利人非法获得垄断力并因此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47] 在该等情形下,对于技术被错误排除在标准之外的专利权人,以及因SEP权利人非法行使垄断力而受损的实施人,SEP权利人均可能负赔偿责任。[48] 然而,对于阻止事后机会主义的措施的效力而言,此类根据《谢尔曼法》第2条提起的案件不大可能具有显著的影响。因为前述案件要求原告能够证明权利人作出的FRAND承诺具有欺诈性,该等欺诈性承诺导致其专利技术被纳入标准,SEP权利人因此获得了垄断地位。但前述要素充斥各类问题并且难以证明。配备精良律师和顾问的公司会避免创制可被发现的、显示其根本不打算遵守FRAND承诺的材料。而在标准建立数年后启动的诉讼中,对原告而言试图证明如果该SEP权利人不作出FRAND承诺,该技术标准难以出台将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涉案具体行为和情形,原告可以提起其他类型的反垄断诉求。第一,如果SEP权利人违反FRAND承诺拒绝许可某实施人,而该等拒绝许可使得SEP权利人在实施人参与或可能参与竞争的市场上获得或维护市场力量,则SEP权利人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49] 乍看之下,这类反垄断诉求难度巨大。在CSU, LLC v. Xerox Corp.(简称“CSU)案中,巡回法院认定对合法获得的专利的单边拒绝许可行为不违反反垄断法。[50] 尽管CSU判决随后备受指责,因为其授予了专利权人在专利法中并未设置的反垄断豁免,而该等豁免对有形财产权利人并不成立,[51] 而且最高法院近年来不断推翻巡回法院作出的给予专利权人过度保护的判决,但最高法院并未直接推翻或质疑CSU判决。但重要的是,在Verizon v. Trinko(以下简称“Trinko”)一案中,最高法院对单边无条件拒绝交易案件表达了重大怀疑。[52] Trinko案涉及违反《1996年电信法》设置的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负责执行的法定义务。该案法院指出,仅凭拒绝交易行为违反其他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不足以认定该行为构成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反竞争行为。[53] 有人将该案决定理解为,现存交易关系被终止是针对拒绝交易的诉求成立的事实要件。[54] 因此,在针对简单的单边拒绝许可行为的案件中,如果被告不承担FRAND承诺,则原告不大可能胜诉。

此外,另一案件类型有可能支持违反FRAND承诺的拒绝许可行为应承担反垄断法项下的责任。该类案件涉及垄断者通过拒绝交易将其在受监管市场上的垄断力延伸至不受监管的下游市场,在该下游市场上行使其垄断力。最高法院在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采纳了前述理论。[55] 里根政府时期负责反垄断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曾负责极具眼球效应的美国政府诉AT&T案件,该案正是基于该等监管规避理论(theory of regulatory evasion)。[56] AT&T同意拆分为单独运营的八家公司,分拆后的各公司分别受制于显著的约束之后,司法部最终与AT&T达成和解。根据AT&T案类推,SEP权利人违反FRAND承诺拒绝许可的行为,如果使其在不受FRAND承诺制约的市场上获取或加强市场力量,该拒绝许可行为将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如果拒绝交易加强SEP权利人作为标准实施人的市场力量、或拒绝交易使无关联关系的实施人获取市场力量,通过推高SEP许可费率而补偿SEP权利人,则该等拒绝交易将很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57]

第二,SEP权利人违反FRAND承诺中的非歧视性要求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如果SEP权利人同意给予某些实施人排他许可、或对其提供更优惠的许可条款,并且该等协议损害或有可能损害实施人之间的竞争,则该等协议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58] 排他许可或优惠许可违反FRAND承诺的事实有可能影响反垄断执法者对案件的认定,根据案件背景,该等事实还有可能削弱SEP权利人证明其许可条款旨在实现某些促进竞争的目的。

第三,SEP权利人坚持将SEP和其他专利或产品捆绑许可或搭售的行为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对仅希望获得SEP许可的实施人如果同时坚持非SEP许可,SEP权利人能够为其非SEP争取更多对价。前述额外对价应归因于SEP,因此前述许可实践可以被认为是获得高于“合理”SEP许可费的一种手段,类似于Otter Tail案中的监管规避。在多数情形下,有关SEP和其他专利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SEP与非SEP很可能被认定为可以实现搭售目的的两类不同产品。[59] 由于SEP权利人在SEP许可市场具有市场力量,前述许可安排因此有可能被认定为违法的搭售行为。[60]

SEP权利人可能的一个回应是,根据Jefferson Parish案判决,仅当买方(实施人)不愿购买被搭售产品(非SEP许可)时,搭售行为才适用“准本身违法”(quasi per se rule)原则。[61] 基于该案,SEP权利人有可能主张,即便实施人有可能更倾向于分别获得许可,只要实施人愿意同时获得SEP和非SEP许可,SEP权利人的搭售行为不违反反垄断法。然而,Jefferson Parish案前述有关搭售的简短观点在迥异背景之下形成,该等观点能否宽泛适用于SEP许可值得深思。如果买方愿意从卖方购买多种产品,通常情形下可以根据Jefferson Parish案的前述观点拒绝有关搭售的指控,但是前述观点不应当适用于违反FRAND承诺的搭售行为。Jefferson Parish案判决的理据是单一垄断利润理论(one-monopoly-profit theory)的变种。该理论是指,如果买方愿意从卖方同时购买搭售品和被搭售品,卖方无法通过将搭售品的部分对价分配给被搭售品而提高其市场力量。由于SEP权利人已同意限制其市场力量,前述理据并不适用于FRAND情形。将SEP与非SEP的搭售安排显然使SEP权利人违反其FRAND承诺,并因此而实施其市场力量。[62]

(二)SSO及其成员的反竞争行为

为阻止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反垄断执法仅关注SEP权利人是不够的。第一,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仅关注SEP权利人的执法分别应对每一个专利权人,而多数标准拥有为数众多的SEP权利人。第二,某些最常见的机会主义行为超出了针对SEP权利人的反垄断诉求所及范围。[63] 而且,仅关注SEP权利人的反垄断执法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即,SSO未采取足够措施以阻止其成员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谢尔曼法》第1条具有另一个重要角色,即协助阻止SEP权利人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而迄今法院尚未在个案中认可反垄断的这一角色。然而,最高法院有关《谢尔曼法》第1条对SSO及其成员的适用性为反垄断法的该等角色提供了稳健的先例基础。

1. 基本法律原则

SSO虽然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价值,但其与生俱来蕴含垄断风险,这一认识构成了下述分析的起点。SSO是大型全行业组织,其成员涵盖产业各类细分市场的众多竞争者。而竞争者之间的合作需要审慎为之,不得在实现价值所必要的程度之上减损竞争。比如,《谢尔曼法》第1条禁止不合理限制贸易的反竞争协议,竞争者之间协商确定产品规范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是显而易见的。[64] 然而,由于对促进互操作性和互联互通性而言具备必要性,SSO建立的公共技术标准通常是合法的。而且技术标准解决了互补技术提供者的协作问题,该等问题通常不会违反反垄断法。[65] 简言之,从反垄断角度观察到的复杂性体现在,SSO以加强竞争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式促进了竞争者之间的协作。[66]

尽管SSO的标准制定行为通常具有促进竞争的益处,但标准制定行为并非反垄断法的避风港。相反,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在多个案件中已强调,SSO及其成员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比如,在Allied Tube & Conduit Corp. v. Indian Head, Inc.中,一组制造商通过操控标准选择过程而排斥竞争性技术纳入标准,最高法院认定该等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第1条。[67]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nc. v. Hydrolevel Corp.中,涉案SSO成员和SSO负责人使得某竞争者的产品被错误界定为不合标产品,最高法院认定涉案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第1条和第2条。[68]

因此,关键的反垄断问题是如何在集体标准制定活动的合法目的与其为SEP权利人创造市场力量的可能性之间加以协调。反垄断法基本原则提供了答案:当公司特别是竞争者之间开展合作时,即便为实现合法目的,该等合作也不得在为实现合法目的所需的合理程度之上对竞争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上述原则根源于普通法[69]以及最早期的美国反垄断案件。[70] 该原则不仅要求合作行为(如本文所讨论的SSO有关标准制定和SEP许可的规则和实践)在整体上必须促进竞争和消费者福利,还意味着如果存在另一组导致更小竞争损害的规则和实践能实现合作行为的预期目的,则该合作行为即违反了反垄断法。[71] 正如法院在Allied Tube案所解释的:“当行业协会的规则未能阻止其成员通过实施限制竞争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时,该行业协会及其规则不能使其成员的反竞争行为获得合法性”。[72]

上述原则在下级法院判决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指南中也多次出现。比如,Kreuzer v. American Academy of Periodontology案涉及专业职业协会有关该行业执业规则的合法性问题,法院指出:“旨在惠及公众的实践有可能产生不利竞争的副作用。如果出现前述情形,该实践必须是实现预期目标的限制性最小的方案,而且其所实现的公共利益必须大于其导致的反竞争效果”。[73] 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有关竞争者合作的指南则明确指出,当竞争者的合作损害竞争或创造市场力量时(比如SSOSEP权利人实际创造出的垄断力量),该等竞争损害必须能够被抵消性的、有利竞争的效果加以正当化。仅仅显示合作能够导致有利竞争的效率是不够的。相反,如果参与者“能够实际通过限制性明显更小的手段实现类似的效率”,执法机构将认定竞争损害对于实现有利竞争的利益并非必要,因而不能被正当化。[74]

在标准制定的情形下,该原则要求SSO及其成员采取有效措施,以最小化因其合作行为赋予SEP权利人的垄断力所导致的损害。除非SSO能够证明如果不允许SEP权利人事后机会主义地行使其市场力量,有关标准或合适的替代性标准将无法推出,则该SSO必须做到以下二者之一,即,要么避免将有关专利技术纳入标准,要么采取有效措施阻止SEP权利人实施因标准而获得的垄断力。

2. 反垄断执法的必要性

SSO采取措施确保最小化SEP权利人垄断力所导致的潜在损害,某些SSO成员有此需求,这无疑解释了绝大多数SSO出台FRAND政策或类似要求的原因。然而,如本文附录经济模型所揭示的,[75]大体上不能指望SSO采纳有效的FRAND政策。这一结论的基础正是本文有关《谢尔曼法》第1条对SSOFRAND规则适用性论点的核心,总结如下。[76]

首先,对于允许SEP权利人收取超竞争水平的许可费而将下游合标产品的价格提高至垄断水平,SSO成员拥有共同利益。这将使得SSO成员整体上从消费者获得更高收入,因此提高了理论上可由全体成员分享的利润。换句话说,超竞争的许可费以最终消费者为代价而使产业参与者获利。期望SSO实施有效的FRAND政策具有的危险性,前述事实本身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而如果SSO成员能开展有效谈判,其结果和成员们同意固定下游产品价格一样损害消费者。[77] 此处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在参与者就SSO规则展开谈判时,消费者并非谈判的一方。

第二,对于能够行使SEP带来的事后垄断力,那些拥有但不实施或很少实施SEPSSO成员具有强大的个人利益。由于SSO政策的出台通常基于合意程序,因此前述成员有可能阻止SSO采纳有效的FRAND政策。而且,SSO的专利政策对前述成员通常具有最大的利益。该等成员收入的绝大多数来源于专利许可,因此可以预期其将实质性地投入努力,以否决能够有效避免专利劫持行为的FRAND政策。

第三,即使作为实施人能获得实质利润的SSO成员,只要其拥有SEP就可能拥有混合动机,因而导致虚弱或无效的FRAND规则。在本文附录,笔者揭示了一种情形,如果SEP收益份额与下游收益份额相同的SSO成员拥有必要票数,且该等成员能够协调其关于FRAND规则的投票行为。不受反垄断制约的SSO将采纳的FRAND规则对消费者是不利的,因为该等FRAND规则与控制所有SEP及下游产品的一个垄断者所导致的结果将是一致的。[78]

第四,对于不拥有SEP或仅拥有少数SEP的下游实施人,作为SSO成员,其对促进有效政策以限制事后机会主义的兴趣也非常有限。面对许可成本的增加,所有实施人均受制于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有可能将全部或大多数增加的成本传递给客户。[79] 而且,由于搭便车和公共品的原因,这些实施人很可能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扮演消极角色,特别是在SEP许可费在其合标产品总成本中的占比较小的情况下。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可以预期,积极性高的SEP权利人将有可能对专利政策施加最广泛的影响。

实证证据揭示了上述担忧。作为起点,笔者惊讶地发现SSOFRAND规则均含混模糊。[80] 特别是成员中SEP权利人居多的SSO倾向于采纳更弱的FRAND规则。[81] 而且,据笔者所知,SSO对执行其FRAND规则几乎未付出任何努力,而把规则执行留给他人。[82] 前述证据对于现有FRAND规则阻止事后机会主义的有效性提出了深刻质疑。

此外,多数SSOIPR规则已实施多年,而在IPR规则实施之初SEP权利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还远未造成任何明显问题,前述事实却加剧了当前形势。因此,对于采用合意决策过程的SSO而言,在SEP权利人强烈的反对浪潮中倡导改变现行政策,出台更为严格限制机会主义的IPR规则,倡议人士将面临艰巨的任务。IEEE近期改变IPR规则所引发的争议显示了这一变革过程的困难和争议程度。[83]

因此,为有效阻止SEP权利人事后机会主义行为,需要通过反垄断执法克服SSO面临的三类问题,包括:(1)减弱的激励(拥有SEP的实施人);(2)强FRAND规则的公共品性质(实施人倾向于搭便车,但不愿投入资源以实施强FRAND规则);以及(3)外部性(实施人通过提高售价将高许可费转移而损害消费者)。

3. 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

反垄断原则是非常明确的:在全产业规模的合作中,不得施加标准制定目的之外不必要的限制,这是SSO建立有利竞争的技术标准的合法性要件。当标准制定活动预期创造技术垄断,如果该等技术垄断不受约束将导致反竞争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相关SSO如果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或最小化该等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则该SSO的行为实质上等同于对竞争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在该等情形下,该SSO及其成员均有可能被认定违反了《谢尔曼法》第1条。

根据上述原则,对SSO程序和FRAND规则的评估基础是其是否导致合理许可费。合理许可费的认定则应根据上文讨论的在专利案件中法院所采纳的竞争性事前许可标准。换言之,应根据其阻止SEP权利人获取超过其技术事前价值的程度而对FRAND规则加以评估。

上述限制既不会妨碍SEP权利人盈利,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会妨碍专利权人参与SSO并努力将其技术纳入标准。由于技术纳入标准将极大增加SEP许可的数量,SEP权利人将继续获利。

一套具体的FRAND规则对阻止事后机会主义是否足够有效将取决于其具体情形。案件的程序展开也取决于个案具体情形。通常情形下,相关案件的评估将基于合理分析原则。[84]

在个案中,原告首先需要展示多数存在竞争关系的SSO成员的合作行为所导致的竞争损害。该等损害来源于SEP权利人实施垄断力而获取超过事前竞争水平的许可费。将涉案专利技术纳入标准的决定构成了涉嫌违法的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无需确定FRAND具体费率;法院需要认定市场力量的创造或实施以及现行SSO规则和政策不足以阻止竞争损害。如果在这一阶段原告未能展示存在竞争损害,被告(SSO、一名或若干名SSO成员)胜出。如果涉案标准面临实质竞争,而且法院得出结论SEP权利人不具备市场力量或SSO规则和政策能够有效阻止机会主义行为,即使原告或法院均认为存在更优的规则和政策,原告也有可能被判败诉。

第二,如果原告能够展示存在竞争损害,被告则需要展示涉案标准有利竞争的正当化理由。上述第一和第二步是较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

第三,如果被告能够提出有利竞争的正当化理由,原告则需要论证SSO原本可以通过限制性更小的、合理的替代措施实现效率和利益。原告可以提出其辨识出的合理替代措施,该措施通过纳入非专利技术、数量更少的SEP、或数量更少的SEP权利人而形成一个不同的技术标准,该等技术标准将更少受制于专利劫持。更可能的一种情形是,原告提出替代性SSO规则,该规则不改变涉案标准,但能够减少事后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程度。比如,原告有可能建议实施更有力的FRAND规则,包括设置更详细的原则用以确定FRAND费率、以及明确SEP权利人可以寻求禁令救济的具体情形。

第四,此时,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被告需要证明如果SSO采纳原告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涉案标准的利益将无法实现,或证明替代性方案缺乏可行性。[85] 如果法院认定SSO在涉案标准中采用不同的IPR规则或政策,涉案标准的利益将能够以限制性更小的方式而实现,则原告胜出。

基于经验和实证文献,现存FRAND规则整体而言有用但效力不足,特别是其含混不清且留下若干待决的关键问题,包括:(1)合理许可费的含义(至少明确其概念性的含义);(2)“非歧视性”的含义;(3)必需授予许可的对象范围;以及,(4SEP权利人可获得禁令的情形。[86] 因此,FRAND承诺的模糊性不足以阻止事后机会主义。IEEE近期有关其FRAND政策的修改展示了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然而该进展依然留下若干待决的重要问题。[87]

如果FRAND规则存在上述不足,涉及FRAND规则的诉讼需要进行到上述第四步才能完成。被告能够证明标准带来的利益;原告能够证明该标准创造了市场力量而其他合理可行的规则原本可以减轻市场力量所带来的问题。案件进展到由被告证明如果SSO采纳原告提出的规则,涉案标准所带来的显著利益将难以实现。

如果原告胜诉,法院拥有一系列救济措施。由于缺乏有效性的FRAND政策而支付超竞争水平许可费的实施人、或在产品市场上被全部或部分非法排斥的实施人有权获得赔偿,包括在某些案件中有权获得三倍赔偿。[88] 如果违法行为被认定为SSO及其成员的集体行为,这在多数案件中很有可能,则SSO成员将对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旨在恢复竞争的前瞻性禁令救济需要根据个案情形而确定。比如,法院有可能裁定SSO采纳原告提出的新规则或政策。如果法院不愿扮演监管角色,其可以给予SSO一定期限(如90天),要求SSO制定能够减轻有关竞争问题的新规则,并提交法院批准。此外,法院有可能命令诉讼各方展开谈判,寻求达成各方同意的规则或政策。根据案件情形,法院可以命令SEP权利人(至少作为该案被告的SEP权利人)遵守新的SSO规则和政策。

 

结论

反垄断法应当并能够一以贯之基于个案具体事实情形而灵活运用。对某一SSO最佳的FRAND规则对另一SSO而言可能并非最优方案。在个案中,SSO及其成员能够根据其市场经验和创造性来确定对其最有用和有效的措施。由于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FRAND规则,反垄断法应鼓励SSO之间就如何解决SEP权利人的事后机会主义问题而开展竞争。反垄断的角色并非规定SSO应如何解决该问题,而是明确要求其在合理可能的程度上解决有关问题。根据反垄断法基本原则,SSO及其成员应采取可行的、不减损标准制定相关各类效率的有效措施,使市场力量所引发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得以最小化。

 

附录:标准制定组织确定知识产权规则的经济模型

 

笔者以某SSO为研究对象,该SSO正在制定有关知识产权许可的规则。该等规则被称为“FRAND规则,将决定SEP权利人能够从事后获得许可的SEP实施者收取的许可费。R表示最终产生的总许可费率,即每个SEP实施者为某一技术标准全部SEP支付的总费率。较为严格的FRAND规则将导致一个较低的R。笔者关注SSO如何为某既定技术标准和该标准的全部SEP设置FRAND规则

笔者假设该FRAND规则中不含有限制SSO及其成员行为的反垄断措施。笔者的核心观点是:反垄断措施的缺失将导致极其不良的后果,相关反垄断措施因而是必要的。

TR)表示实施者支付给SEP权利人的全部许可费,假设函数TR)为凹函数,并在费率为RM处达到最大值。对控制所有SEP的某个非一体化垄断者(unintegrated monopolist)而言,RM即为最优费率。VR)表示SEP实施者的总收益。笔者假设VR)为R的减函数,反映了一种典型情形,即当所有供应商的成本同步提高时,整个行业的收益将会下降。消费者剩余以SR)表示。同样假定SR)为R的减函数,因为较高的许可费率将导致较高的价格。行业收益总额WR)= TR)+ VR),假定WR)为凹函数,并在RI处达到最大值。由于SEP实施者的收益随R的上升而下降,因而RI < RM。如果缺乏有效的FRAND规则,而相关多个SEP分属于多个所有者,则许可费率将超过RM,达到古诺补充Cournot Complements)的水平RC

事先获得许可的总许可费率R作为基准费率。在事先获得许可的情形下,每一个专利权人都面临其他技术的竞争,这些竞争性技术可能被纳入相关标准,而权利人手中的专利技术则有可能不能如愿成为SEPR 表示竞争性的基准总许可费率。无论从规范分析视角还是从反垄断视角来看,这一基准均具有强大吸引力。该基准充分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使得专利权人能够凭藉高超的发明而获取报酬。同时,该基准反映出通过技术竞争而产生的许可费率,而非SEP权利人投机行为所产生的许可费率。[89] 前述方法也与联邦巡回法院在爱立信案采取的确定SEP合理许可费的方法相一致。[90] 竞争性基准费率允许具有互补关系的SEP权利人形成专利联营,以便实施集体许可,并以此克服古诺补充问题。同时,竞争性基准费率能确保许可费率小于垄断条件下的费率水平,即:R RM[91]

笔者第一个结论所适用的情形是:SSO成员能够集体共同议价,以采用共同收益最大化的FRAND规则。这有可能需要SSO成员发现能够实现旁支付(side payment, 又译补充支付)的交易机制。伴随有效的多边议价和旁支付机制,SSO将执行能够使总许可费率达到RIFRAND规则,等同于由控制所有SEP和所有下游产品的垄断者来设定费率的情形。这意味着消费者将被剥夺在SEP层面或下游产品层面竞争所带来的任何利益。与可替代技术带来实质性事前竞争的情形相比,该等总许可费率将远远超过竞争性基准费率R

下文讨论SSO各成员的利益。假定有N个厂商参与该SSOk = 1, 2, …, N。单个厂商可以是SEP权利人,也可以是实施者,或者同时既是SEP权利人又是实施者。不失一般性地,笔者将厂商k所占SEP许可收益的份额用sk表示,厂商k所占下游产品(实施者)收益的份额用tk表示。此时厂商k的总收益可以由下式得出:

                  Wk (R) = skT (R) + tkV (R)                    

Rk表示厂商k收益最大化时的许可费率水平。如果sk = 0,则厂商k仅作为下游实施者,因此厂商k偏好更低的费率:Rk = 0。如果tk= 0,则厂商k仅作为上游SEP权利人,此时厂商k寻求能够最大化其许可费收入的费率: Rk = RM。在前述两个极端情形之间,Rk的一阶条件可表示为 ,所以Rk这一比率来决定,zk也衡量了厂商k在下游收益中的份额与SEP许可费中的份额两者的比重。对一阶条件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出,也就是说,在下游收益中占据较大份额的厂商将不出所料偏好较低的SEP费率。当zk <1时,厂商在SEP收益的相应比重高于其在下游收益中的比重。根据各厂商下游收益与SEP许可费收益的相对比重,笔者可以对其进行排序。不失一般性地,各厂商有以下排序:。这也就意味着

笔者下一个结论所适用的情形是:每一个SSO成员对SEP和下游产品进行垂直整合,且每个成员的SEP收益份额与下游收益份额相同。(这里并不要求对称性:一些厂商规模可以大些,其他厂商规模可以小些。)前述情形对应的是,对于所有k而言,均有。这意味着厂商k的收益为,则每个厂商的收益在R = RI处均达到最大。因此,SSO成员将达成共识,设立规则以达到某一许可费率,该费率水平所支持的价格和产出与控制所有SEP及下游产品的垄断者所选取的价格和产出相一致。这与前文讨论的结果相同。

SSO成员有关FRAND规则出现利益分歧时,为预测最终产生的FRAND规则,有必要将SSO决策过程模型化,在新提议未获足够多的支持而被采纳时,当前状态下的模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最占优势的结果。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SEP权利人有较强的动机阻止严格的FRAND规则,而实施者有较弱的动机推行严格的FRAND规则,则对于任何投票程序,SEP权利人在SSO中都将有更大的影响力。有关SSO决策的完整模型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然而,即便缺乏有关SSO决策的完整模型,笔者仍然可以对SSO成员间利益分化并假定成员之间没有旁支付的情形加以观察。

1 SEP权利人主导SSO假定纯粹的SEP权利人(即厂商不占有下游收益的任何份额)在SSO中拥有足够权力以实施其偏好的FRAND规则。如果该等SEP权利人能够协同投票,则SSO采纳的FRAND规则将导致垄断条件下的许可费率,即。这将成为最终结果,除非SEP实施者能够退出该SSO,寻求另一个对其更有利的平台以建立一套抗衡该SSO的标准,并借此方式有效阻止前述结果的产生。

2.在SEPs中拥有相对较大利益的厂商主导SSO假设厂商在SEP中拥有的收益份额相比于其下游收益份额更大,且该等厂商在SSO中拥有足够权力以实施其偏好的FRAND规则。由于前述所有厂商均偏好能够至少产生费率为RIFRAND规则,如果该等厂商能够协同投票,则SSO采纳的FRAND规则将导致至少达到RI高度的费率水平。

3SEP实施者主导SSO假定纯粹的实施者(即不拥有SEP的厂商)在SSO中拥有足够权力以实施其偏好的FRAND规则。如果该等厂商能够协同投票,则SSO会要求SEP免费许可。这将成为最终结果,除非SEP权利人能够退出该SSO,寻求另一个对其更有利的平台以建立一套抗衡该SSO的标准,并借此方式有效阻止前述结果的产生。

加上富有弹性的旁支付以及有效的多边议价,笔者得出上文所讨论的结论,即R = RI

 



[*] 本文原文发表于《耶鲁法律杂志》第127卷第7期,20185月,第2110-2141(How Antitrust Law Can Make FRAND Commitments More Effectiv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27 No. 7, May 2018, 2110-2141) 。本译文获作者和《耶鲁法律杂志》许可。翻译许可信息如下: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s and the Yale Law Journal. Article Copyright 2018 by A. Douglas Melamed & Carl Shapiro.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The Yale Law Journal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A. Douglas Melamed, Carl Shapiro, and The Yale Law Journal Company, Inc.

[†] 作者A•道格拉斯梅拉梅德A. Douglas Melamed),斯坦福法学院法律实务教授;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全美商业战略教授。本文写作未受任何经费支持。作者感谢美利坚大学兑现反垄断执法的承诺会议与会人员、《耶鲁法律杂志》编辑团队、理查德布鲁内尔(Richard Brunell)对本文早期版本的建议、以及贝拉夏皮罗(Bella Schapiro)提供的研究支持。

  译者苏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译文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译者感谢君合律师事务所魏瑛玲女士提供的译文改进意见,感谢首都经贸大学李婧教授和博士生高明宇对附录翻译提供指导,感谢《竞争政策研究》首席编辑黄蕴华博士和《耶鲁法律杂志》主编阿伦•Z•罗珀(Aaron Z. Roper协助获得本文翻译许可。

[3]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33-56 (Apr. 2007),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ntitrust-enforcement-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eport.s.department-justice-and-federal-trade-commiss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pt0704.pdf [http://perma.cc/4P49-7D2F].

[4] 15 U.S.C. § 1 (2012).

[5] 15 U.S.C. § 2 (2012).

[6] 关于3GPP的更多信息,参见3GPP官网, http://www.3gpp.org/about-3gpp [http://perma.cc/CH8E-2UU3]。关于IEEE 802.11 Wi-Fi 标准的更多信息,参见RADIO-ELECTRONICS.COM, http://www.radio-electronics.com/info/wireless/wi-fi/ieee-802-11-standards-tutorial.php [http://perma.cc/69AN-D92X]

[7] 有关主要标准组织和其他标准组织的讨论,参见NAT’L RES. COUNCIL NAT’L ACADS., PATENT CHALLENGES FOR STANDARD-SETT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LESSONS FROM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31-34 (Keith Maskus & Stephen A. Merrill eds., 2013), http://www.nap.edu/catalog/18510/patent-challenges-for-standard-setting-in-the-global-economy-lessons [http://perma.cc/8ZCP-3ABV].

[8] 关于标准制定和SEP的一般性讨论,参见上一注释。

[9] See Rudi Bekkers & Andrew Updegrove, A Study of IPR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a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Standards Setting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U.S. NAT’L ACADS. SCI., BOARD SCI., TECH. & ECON. POL’Y 15-23 (2012), http://sites.nationalacademies.org/cs/groups/pgasite/documents/webpage/pga_072197.pdf [http://perma.cc/FDR3-78SK] (提供了有关SSOIPR政策概览); see also Benjamin Chiao et al., The Rules of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38 RAND J. ECON. 905 (2007).

[10] Jay P. Kesan & Carol M. Hayes, FRAND’s Forever: Standards, Patent Transfers, and Licensing Commitments, 89 IND. L.J. 231, 233-35 (2014).

[11] See William F. Lee & A. Douglas Melamed, Breaking the Vicious Cycle of Patent Damages, 101 CORNELL L. REV. 385, 404-09 (2016) (解释了涉及SEP的全面事前许可在实务中不可行、在相关政策中不可取的若干原因).

[12] See Rambus Inc. v. FTC, 522 F.3d 456, 459 (D.C. Cir. 2008); Broadcom Corp. v. Qualcomm, Inc., 501 F.3d 297, 315 (3d Cir. 2007).

[13] See, e.g., VirnetX, Inc. v. Cisco Sys., 767 F.3d 1308, 1326 (Fed. Cir. 2014); Lucent Techs., Incv. Gateway, Inc., 580 F.3d 1301, 1324-25 (Fed. Cir. 2009) (将合理许可费定义为事前许可谈判将得出的费率”); see also LaserDynamics, Inc. v. Quanta Comput., Inc., 694 F.3d 51, 76 (Fed. Cir. 2012) (将合理许可费定义为侵权发生时专利技术的市场价值”). See generally Apple, Inc. v. Motorola, 869 F. Supp.2d 901, 913 (N.D. Ill. 2012) (Posner, J., sitting by designation) (“在专利技术被宣告为实施某产业标准所必需之时,被许可人为获得该专利许可所需支付的成本是计算FRAND许可费的恰当方法的起点。”), aff ’d in part, rev’d in part, vacated in part, 757 F.3d 1286 (Fed. Cir. 2014); FED. TRADE COMM’N, THE EVOLVING IP MARKETPLACE: ALIGNING PATENT NOTICE AND REMEDIES WITH COMPETITION 194 (2011) (“根据标准设定之初专利技术在替代技术方案上的增量价值,法院对最高可收取的许可费应加以限制。”); Josh Lerner & Jean Tirole,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123 J. POL. ECON. 547 (2015).

[14] See, e.g., Lee & Melamed, supra note 9, at 409-39 (辨识了事后补偿包括对SEP的补偿通常过高的若干原因).

[15] 法院对专利权人在美国针对侵权人寻求永久禁令的情形作出了限制,但并未排除永久禁令的可能性。参见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391-94 (2006)。此外,如注释40所解释的,美国法院无法消除两类风险,即国外法院授予的禁令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发布排除令禁止进口含有侵权专利技术的产品。

[16] 威廉姆森因其在该领域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有关近期评论, 参见Steven Tadelis & Oliver E. Williams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n TH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159 (Robert Gibbons & John Roberts eds., 2012)

[17]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 Inc., 773 F.3d 1201, 1231-33 (Fed. Cir. 2014).

[18] Lee & Melamed, supra note 9, at 411-33 (详细解释了通信技术行业专利权人特别是SEP权利人具有事后垄断力量的原因); see also Mark A. Lemley & A. Douglas Melamed, Miss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olls, 113 COLUM. L. REV. 2117, 2143-45 (2013) (讨论了人们倾向于夸大专利损害的若干原因).

[19] 实施人向SEP权利人支付许可费,因财富转移而首先受害。根据实施人销售合标产品的市场上的竞争状况,财富转移的部分或全部很可能被转嫁到最终消费者。

[20] 参见下文第三(一)部分。笔者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方案可用以代替定义明确的FRAND义务;如果SSO已实施的政策能够有效阻止本文所讨论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本文论证所依赖的反垄断原则并不需要SSO采纳或执行任何特殊类型的政策。如果某一SSO创造性地发展出与FRAND承诺不同的、能够有效阻止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政策,则该等新政策有可能成为FRAND义务合适的替代方案。由于笔者并不知悉存在该等替代物,本文将FRAND承诺作为应对SEP权利人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解决方案。

[21] See, e.g., Lee & Melamed, supra note 9, at 409-11, 430-31, 438-39; see also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795 F.3d 1024 (9th Cir. 2015); Ericsson, 773 F.3d 1201;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 No. 11 C 9308, 2013 WL 5593609 (N.D. Ill. Oct. 3, 2013).

[22] See, e.g., Reply Submission on the Public Interest by Commissioners Maureen K. Ohlhausen & Joshua D. Wright, In re Certain 3G Mobile Handsets and Components Thereof, Inv. No. 337-TA-613, USITC, 4 (July 2015) [hereinafter Ohlhausen & Wright Reply Submission], http://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685811/150720itcreplyohlhausen-wright.pdf [http://perma.cc/E99R-MT2Q].

[23] See, e.g., Alexander Galetovic, Stephen Haber & Ross Levin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Patent Holdup, 11 J. COMPETITION L. & ECON. 549, 552 & n.6, 564-70 (2015).

[24] 技术市场(包括专利技术许可市场)大体上以事前谈判为基础,事前价值是专利侵权案件中决定合理许可费的标准。See Bekkers & Updegrove, supra note 7, at 24 n.31; see also Commonwealth Sci. & Indus. Research Org. v. Cisco Sys., Inc., 809 F.3d 1295, 1305 (Fed. Cir. 2015) (“本庭再次确认,SEP,包括但不限于做出RAND承诺的SEP,其合理许可费不得包括该专利在标准制定之后所获得的任何价值。”); ResQNet.com, Inc. v. Lansa, Inc., 594 F.3d 860, 868-69 (Fed. Cir. 2010) (提出了假定的侵权行为开始时专利权人和侵权人的谈判).

[25] See, e.g., Ohlhausen & Wright Reply Submission, supra note 20, at 3 n.2.

[26] 此断言的例外情形是当一个或多个潜在技术使用方同意支持该技术研发,比如通过与技术开发方达成研发合营协议。

[27] 无论新技术研发企业是否纵向一体化为一个或多个下游技术使用者,此处讨论的原则均适用。

[28] 参见United States v. Apple, 791 F.3d 290, 298 (2d Cir. 2015) (被告提出如果某违法行为是公司与在位垄断者竞争所必需实施的,则公司可以合法实施该行为。法院拒绝接受前述论点,指出该论点作为市场自警主义(marketplace vigilantism)的概念,在反垄断法中闻所未闻”)。为确保企业收到足够的投资回报而允许其实施反竞争行为的确与反垄断法相抵触,投资回报应当由合法竞争行为决定是反垄断法的前提。See, e.g.,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 310 U.S. 150, 213 (1940); United States v. Trans-Mo. Freight Assoc., 166 U.S. 290, 321-24 (1897).

[29] See, e.g., Richard A. Epstein & Kayvan B. Noroozi, Why Incentives for ‘Patent Holdout’ Threaten To Dismantle FRAND, and Why It Matters, 32 BERKELEY TECH. L.J. (forthcoming) (manuscript at 15-21), http://ssrn.com/abstract_id=2913105 [http://perma.cc/22BZ-PTEL].

[30] See 35 U.S.C. § 284 (2012).

[31] Makan Delrahim, Assistant Att’y Gen., Antitrust Div., Dep’t of Justice, Remarks at the USC Gould School of Law’s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Conference (Nov. 10, 2017), http://www.justice.gov/opa/speech/assistant-attorney-general-makan-delrahim-delivers-remarks-usc-gould-school-laws-center [http://perma.cc/X46Q-KM6N].

[32] Id.

[33] See generally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8 (2007) (“然而,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经济整合活动的参与者,如果其达成与该等活动有关的、对实现效率所必需的协议,执法机构将根据合理原则分析该等协议,即使该等协议有可能属于本身违法的协议类型。” (注释略)).

[34] Delrahim, supra note 29.

[35] 专利法明确规定和限制专利权人能够获得的侵权赔偿金额。See, e.g., 35 U.S.C. § 284 (2012) (规定了不低于合理许可费的损害赔偿,以及某些案件中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最高金额). 在大量案例中,法院认定专利权人能够获得的赔偿金是有限的,对获取更高赔偿的企图,法院将不予支持。See, e.g., cases cited supra notes 11 and 19.

[36]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391-94 (2006).

[37] 35 U.S.C. § 261 (2012).

[38] See TCL Commc’n Tech. Holdings, LTD. v.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No. SACV 14-341 JVS(DFMx), 2017 WL 6611635, at *55 (C.D. Cal. Dec. 21, 2017) (法院认定ETSI规则中的非歧视性要求旨在确保标准化过程有利于所有实施人,因此爱立信对TCL实施的差别待遇违反了ETSI的规则,即便这种差别待遇未达到违反《谢尔曼法》的标准).

[39] See, e.g.,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 Inc., 773 F.3d 1201 (Fed. Cir. 2014);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 2013 WL 5593609, at *4-8 (N.D. Ill. Oct. 3, 2013);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C10-1823JLR, 2013 WL 2111217, at *14-20 (W.D. Wash. Apr. 25, 2013); see also IP Innovation L.L.C. v. Red Hat, Inc., 705 F. Supp. 2d 687, 689 (E.D. Tex. 2010) (“假定专利权人和侵权人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进行谈判是计算合理许可费的前提”).

[40] See VirnetX, Inc. v. Cisco Sys., Inc., 767 F.3d 1308, 1327 (Fed. Cir. 2014); LaserDynamics v. Quanta Comput., 694 F.3d 51, 67 (Fed. Cir. 2012).

[41] 这些原因包括,法院考虑反映了锁定效应和其他商业发展的事后因素,因而夸大了专利的价值、将属于多部件产品中其他部件的价值分配给涉诉专利、依赖在锁定发生之后谈判达成的许可协议等。See Lemley & Melamed, supra note 16, at 2178 (解释了专利损害赔偿以及该等赔偿允许专利权人获取超过专利技术事前增量价值的许可费和和解金额的风险); see also Lee & Melamed, supra note 9, at 417-33, 438-39 (讨论了法律如何考虑事后因素而损害假定谈判,因此给予专利权人过度补偿”); Mark A. Lemley &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 85 TEX. L. REV. 1991, 1994-2010 (2007) (讨论了禁令威胁和谈判得出的许可费如何使专利权人获得过度补偿).

[42] 而且,eBay 案判决仅适用于美国,因此不能阻止SEP权利人在其他法域基于禁令威胁而获取讨价还价的力量。eBay 案判决也不能阻止SEP权利人通过获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排除令而阻止进口侵权产品。See 19 U.S.C. § 1337(a)(1)(B)(i), (a)(2), (d) (2012).

[43] See, e.g., Damien Geradin & Miguel Rato, Can Standard Setting Lead to Exploitative Abuse?: A Dissonant View on Patent Hold-up, Royalty Stacking and the Meaning of FRAND, 3 EUR. COMPETITION J. 101, 118-19 (2007) (主张FRAND承诺不应否定善意许可谈判失败时寻求禁令的行为).

[44] 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采用了一个更佳路径,指出负有FRAND承诺的SEP权利人不得针对实施人寻求禁令,除非其首先向实施人提出许可费要约,未使用延迟策略,而被指控的实施人未能遵从公认的商业实践善意尽职地回应该要约。See Case C-170/13, Huawei Techs. Co. v. ZTE Corp., 2015 E.C.R. C 302. 然而,由于存在实施人有可能被错误认定未进行善意谈判的风险,欧洲法院的这一路径不能消除SEP权利人从前述风险中获得讨价还价的杠杆力。

[45] 这一路径激励实施人接受合理要约而避免与专利权人对簿公堂,因为争议专利的合理事前价值将被适度打折以反映专利被认定无效或未被侵权的可能性。前述状况是在无锁定效应时双方在诉讼压力下进行专利许可谈判的正常情形,也是预期法院将对许可费作出裁定而非认定专利有效并被侵权并发布禁令的正常情形。

[46] 15 U.S.C. § 2 (2012).

[47] Broadcom Corp. v. Qualcomm Inc., 501 F.3d 297, 303 (3d Cir. 2007) (法院认定当被告故意欺骗标准制定组织,原告可根据《谢尔曼法》第2条提出索赔); see also Conwood Co. v. United States Tobacco Co., 290 F.3d 768, 788 (6th Cir. 2002) (法院认定错误陈述和其他侵权行为能够符合非法垄断需具备的反竞争行为要件).

[48] Cf. Walker Process Equip, Inc. v. Food Mach. & Chem. Corp, 382 U.S. 172 (1965) (法院认定通过欺诈执行专利的行为有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受害方因此有可能获得赔偿).

[49] See generally Aspen Skiing Co. v. Aspen Highlands Skiing Corp., 472 U.S. 585 (1985) (法院认定,当垄断者为获取市场力量而拒绝与另一公司达成可盈利的交易,该垄断者违反《谢尔曼法》第2).

[50] In re Indep. Serv. Orgs. Antitrust Litig. (CSU, LLC v. Xerox Corp.), 203 F.3d 1322, 1327 (Fed. Cir. 2000) (“如果专利权人无任何非法搭售、对专利和商标局的欺诈、或虚假诉讼行为,则该专利权人可以通过排除他人制造、使用或销售其发明执行其法定权利而不承担反垄断法项下的责任。”).

[51] See, e.g., A. Douglas Melamed, Ali M. Stoeppelwerth & Barbara Blank, Refusals to Deal in Patents and Patented Goods, in 3 ISSUES I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2061, 2071-73 (Wayne D. Collins, et al. eds., 2008); Howard A. Shelanski, Unilateral Refusals to Deal in Intellectual and Other Property, 76 ANTITRUST L.J. 369, 387 (2009).

[52] Verizon Commc’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540 U.S. 398 (2004).

[53] Id. at 405-06, 415.

[54] See, e.g., Jonathan I. Gleklen, The ISO Litigation Legacy of Eastman Kodak Co. v.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Twenty Years and Not Much to Show for It, 27 ANTITRUST 56, 61 (2012). 下级法院采纳了这一分析框架。See, e.g., Kinderstart.com LLC v. Google, Inc., 2006 WL 3246596, at *10 (N.D. Cal. July 13, 2006) (法院驳回针对谷歌公司拒绝交易的一项指控,原因是该案被告谷歌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先前交易关系,因而与Aspen Skiing Co.案被告的行为不同).

[55] 410 U.S. 366 (1973).

[56] See Judi Hasson, Justice Department to Press AT&T Case, UPI (Apr. 9, 1981), http://www.upi.com/Archives/1981/04/09/Justice-Department-to-press-ATT-case/4428355640400 [http://perma.cc/6DYC-ZW8X]. 巴克斯特表示: “关于这场备受关注的诉讼我誓不罢休......不会由于国防部表示关注本案,我就遮遮掩掩然后不了了之。Id.

[57] 在该等行为中,SEP权利人实际上规避了对其专利垄断的监管,同时还把市场力量转给了实施人。这一安排有可能被认定为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的共谋垄断,也可能被认定为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的违法协议。

[58] See, e.g., In re Toys “R” Us, Inc., 5 Trade Reg. Rptr. (CCH) ¶24,516 (F.T.C., Dkt. 9278, Oct. 13, 1998), aff ’d on other grounds sub nom, Toys “R” Us, Inc. v. FTC, 221 F.3d 928 (7th Cir. 2000) (法院指出排他交易协议如果锁定相关市场供应的40%或以上将导致显著的竞争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认定”); Twin City Sportservice, Inc. v. Charles O. Finley & Co., 676 F.2d 1291 (9th Cir. 1982) (法院认定一项涉及体育场馆特许权的排他交易合同违反了合理原则).

[59] See Jefferson Par.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18-22 (1984) (法院认定,如果对两种产品分别存在单独需求,则该等产品被视为搭售行为成立所需要的不同产品).

[60] See id. at 9, 13-14 (法院认定,如果将两种不同产品搭售的卖方在至少一种产品上拥有市场力量,则该等搭售行为本身违法).

[61] Id. at 12 (法院指出,非法搭售安排涉及卖方强迫买方购买其不想购买或更愿意以不同条件从别处购买的商品”).

[62] See Erik Hovenkamp, Tying, Exclusivity, and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19 COLUM. SCI. & TECH. L. REV. 79, 85-87 (2017).

[63] See, e.g., Rambus Inc. v. FTC, 522 F.3d 456, 467 (D.C. Cir. 2008) (法院认定避免FRAND义务的行为本身不构成《谢尔曼法》第2条项下的竞争损害).

[64] See, e.g., Nat’l Macaroni Mfrs. Ass’n v. FTC, 345 F.2d 421 (7th Cir. 1965) (法院认定行业协会成员通过协议限制通心粉和其他产品成分的行为违反反垄断法).

[65] See, e.g.,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33-56 (2007),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antitrust-enforcement-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eport.s.department-justice-and-federal-trade-commiss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pt0704.pdf [http://perma.cc/E2HL-KQAC].

[66] See, e.g., id. at 57-86; see also Broad. Music, Inc. v. Columbia Broad. Sys., Inc., 441 U.S. 1 (1979) (法院认定许可机构设置的一揽子许可费解决了复杂的协作问题,因此并非本身违法的行为).

[67] 486 U.S. 492 (1988). 法院指出,反垄断法之所以允许产业规模的标准制定活动,其条件是该等活动以中立态度开展并能够提供有利竞争的利益。Id. at 506-07.

[68] 456 U.S. 556 (1982); see also Radiant Burner, Inc. v. Peoples Gas Light & Coke Co., 364 U.S.656 (1961) (法院认定涉案行业协会的认证过程构成非法排除竞争者产品的联合抵制交易行为).

[69] See, e.g., Horner v. Graves (1831), 131 Eng. Rep. 735; 7 Bing. 735, 743 (法院指出对贸易的合理限制不得超过必要限度或者限制程度不至于影响公共利益”).

[70] See, e.g., United States v. Addyston Pipe & Steel Co., 85 F. 271, 282 (6th Cir. 1898) (Taft, J.) (“任何……对贸易的限制均不可执行……除非其仅仅附属于一项合法协议的目的、是确保定约人实现该协议合法成果所必需、或者旨在避免其他方不当利用该协议成果”).

[71] See C. Scott Hemphill, 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 in Antitrust Law, 116 COLUM. L. REV. 927, 937 (2016) (解释了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案原则不仅限于净效应测试,该原则要求查明争议行为是否存在能够实现同样有利目标但是造成更小反竞争效果的替代方案。

[72] 486 U.S. at 509.

[73] 735 F.2d 1479, 1496 (D.C. Cir. 1984) (重点强调).

[74]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 3.36(b) (2000) [hereinafter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ANTITRUST GUIDELINES].

[75] 参见本文附录。

[76] 本文附录提供的经济模型以若干论文和文献中的模型为基础。See, e.g., Joseph Farrell & Robert P. Merges, Incentives To Challenge and Defend Patents: Why Litigation Won’t Reliably Fix Patent Office Errors, and Why Administrative Patent Review Might Help, 19 BERKELEY TECH. L.J. 943 (2004); Joseph Farrell & Carl Shapiro, How Strong Are Weak Patents?, 98 AM. ECON. REV. 1347 (2008).

[77] 笔者并不认为该等有效的多边谈判是常见的。该等谈判通常要求SEP权利人向下游实施人进行旁支付(side payments),实施人因而默许超竞争的SEP许可费。SSO成员实现旁支付的一种途径是开展跨标准对等许可(reciprocity across multiple standards)。然而,笔者此处强有力的中心论点是,允许产业成员共同制定最终能决定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的规则存在固有危险。

[78] 参见本文附录。

[79] FarrellMerges将这一现象称为传递问题(pass-through problem,该现象削弱了涉嫌侵权人挑战专利或抵抗广泛存在的过高许可费的动机。Farrell & Merges, supra note 74, at 952.

[80] 根据其对12家主要SSOIPR政策的研究,BekkersUpdegrove得出如下结论:没有一家SSO的政策试图对合理’‘公平加以界定。类似的,非歧视的含义也留给相关方自行协商同意(或在各方不能协商一致时留给法院来确定)Bekkers & Updegrove, supra note 7, at 103.

[81] See Chiao et al., supra note 7. BekkersUpdegrove提供了有关12家主要SSOIPR政策的详细报告,涉及ITUANSIIETFETSIIEEESee Bekkers & Updegrove, supra note 7.

[82] Bekkers & Updegrove, supra note 7, at 20 (“SSO无一例外将其IPR政策所规定义务的执行问题留给其成员……”).

[83] 本节下文讨论了司法部有关IEEE政策的商业审查函。高通和交互数据(Interdigital)强烈反对IEEE有关变革,并威胁由于IEEE的新IPR政策,他们将不再向IEEE作出任何新的FRAND承诺。See Richard Lloyd, InterDigital Reveals That, Like Qualcomm, It Is Re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IEEE After Introduction of New Patent Policy, IAM: BLOG (Mar. 24 2015), 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8c9676dd-6bbd-4d6c-b3e5-9a5ddeb36581 [http://perma.cc/QG89-UR3S].

[84] See Hemphill, supra note 69, at 938.

[85] 无效规则的抗辩方有可能提出,实施更强规则将导致专利权人退出SSO成员资格,因此将损害标准制定活动。See, e.g., Epstein & Noroozi, supra note 27, at 28 (纪录了四家公司宣称其将不遵守IEEE有关新政策;IEEE新政策参见本文有关讨论). 根据反垄断法的一般性原则,这一举证责任由试图正当化其规则的SSO承担,但我们可以预期某些论证将以失败告终。首先,SSO成员通常数量众多,少数成员声称退出不大可能阻止创新或标准制定过程。而且作为SSO成员能够将其专利技术纳入标准等潜在利益巨大,因此不可能出现大规模退会行为。更重要的是,宣称不遵守有效规则的行为更有可能出现在小部分努力变革SSO规则的不稳定时期,或其他SSO也采纳了效力不足的规则,而不大可能出现在所有SSO均努力采纳符合反垄断法的有效规则的时期。最后,从法律角度看,前述抗辩本身存在瑕疵,因为众所周知所谓“限制竞争对公共利益更有好处、或除非允许其从事反竞争行为否则相关方将不愿开展有益活动”的理由不可能被用来正当化竞争者之间的反竞争协议。See generally Nat’l Soc’y of Prof’l Eng’rs v. United States, 435 U.S. 679, 695 (1978) (法院拒绝了基于潜在竞争将导致损害的论点); 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791 F.3d 290, 330-33 (2d Cir. 2015) (same).

[86] 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并非难以解决。See generally Mark A. Lemley & Carl Shapiro, A Simple Approach to Setting Reasonable Royalt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28 BERKELEY TECH. L.J. 1135 (2013) (为相关问题提供了潜在解决方案).

[87] IEEE新政策指出,合理许可费不得包括专利技术纳入标准所带来的任何价值,确定合理许可费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实施标准的最小可售单元的价值、所有其他SEP为产品所贡献的价值、未受禁令威胁的可比情形下达成的现有许可协议。新政策禁止SEP权利人寻求禁令,除非实施人拒绝参与有关权利人诉求的恰当裁定机制或拒绝遵守该等裁定结果。新政策还要求SEP权利人向任何合标产品的实施人许可其专利并禁止SEP权利人将SEP专利与其他专利进行捆绑许可。See Letter from Renata B. Hesse, Acting Assistant Att’y Gen., U.S. Dep’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 to Michael A. Lindsay, Partner, Dorsey & Whitney LLP 11-14 (Feb. 2, 2015),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busreview/311470.pdf [http://perma.cc/NB92-EEXR].

[88] 通常情形下,胜诉的反垄断原告有权获得三倍赔偿。15 U.S.C. § 15(a)(2012). 1993年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of 1993, 15 U.S.C. §§ 4301-4306)规定,在某些常见情形下,未能采纳和执行充分的FRAND规则的SSO将面临单倍赔偿。前述限制不适用于被认定违反反垄断法的SSO成员。

[89] See Lemley & Shapiro, supra note 39; Carl Shapiro, Injunctions, Hold-Up, and Patent Royalties, 12 AM. REV. L. & ECON. 280 (2010).

[90]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 Inc., 773 F.3d 1201, 1226, 1233 (Fed. Cir. 2014) (法院指出“对最终合理许可费的基本要求是其必须基于专利发明为最终产品贡献的增量价值”,因此,法院认定“SEP许可费应当考虑技术贡献的近似值,而不应当考虑专利随标准化而被广泛实施所产生的价值”).

[91] See Josh Lerner & Jean Tirole, Efficient Patent Pools, 94 AM. ECON. REV. 691 (2004); Lerner & Tirole, supra note 11; see also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ANTITRUST GUIDELINES, supra note 72, at 20-31; Carl Shapiro,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in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19 (Adam B. Jaffe et al. ed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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